最近这几年中国的海外投资经历了快速的增长，然而就投资回报而言，大部分结果都不太理想。失败的原因，除了归结于不少企业处于对外投资的初期阶段、缺乏实地经验等主观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接受投资国本身或者该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摩擦风险比较高。

中国海外投资的主体大部分都是国企，而这些海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控股的银行或政策性银行。由于中国和西方在政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和发展观念上存在诸多差异，因此长久以来，许多西方政客和主流媒体经常藉此做文章，认为中国的这些对外投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带有国家意识或政治目的，因此在合作乃至收购过程中不时受到质疑和批评。

澳大利亚富商帕尔默与中信泰富的合作开发铁矿石遭遇问题时，他便在媒体上将矛盾直指中国政府，指责中国盗取澳大利亚港口和自然资源。而华为收购美国3COM 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出于美国相关部门和人士认为华为有中国军方背景，不能排除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或有负面影响的可能。

再加上其他一些国家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等势力的抬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往往面临和西方企业对外投资不一样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何破局避险，中国需要为合作建立一个重要的风险管理机制，而从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多边金融机构就是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在分散项目融资风险的同时，可以有效降低和控制地缘政治风险。

2014年8月18日，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一档节目中，帕尔默指责中国企图抢占澳大利亚的港口来盗取自然资源，并把中国称为要“接管这个国家”的“杂种”。澳洲华人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帕尔默道歉，帕尔默随后不得不为自己的言行郑重道歉。

以世界最大的多边开发机构为例，世界银行主要为政府提供融资，而该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则重点向私人部门提供融资。他们的宗旨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性项目的融资支持，并分担私营部门投资的风险。

国际金融公司每投资1美元，就能带来其他投资者和债权人5美元的投资。由国际金融公司参与的项目，通常能增强各方，包括外国投资者、当地合作伙伴、其他债权人和政府机构的信心，同时平衡各方的利益。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金融公司的资本金来自世界银行中的184个成员国，这种多国同盟投资绑定的安排，将对接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产生有效的约束力，大大降低该国的政治风险。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被投资方违约的话，世界银行可以考虑暂停对于该国的某些援助，而世界银行各成员国也会对该国的投资风险进行重新评估，收紧对该国的经贸援助及合作。有鉴于此，即使是高风险的发展中国家在接受了世界银行的项目投资后，也会谨慎起来。

假设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某发展中国家的铁路建设，中国企业投资占比25%，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投资5%，其他跨国企业投资占比70%。投资风险不仅得到多个企业和机构分担，世界银行的参与也降低了这个投资项目的风险。

然而，如果仅接受来自中国单方面的投资，那么当本地合作方出现违约时，这未必会引起该国政府的充分重视及有效解决。这样一来，中方的投资可能会遭致重大损失，而且中方对此还缺乏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铁建在墨西哥高铁招标项目中，由于该国政府无限制搁置该项目导致的重大损失，就在后续索赔问题上面临重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既没有足够的意愿，也没有充足的资源来满足新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需求。

中国近期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而亚投行的成立与此是密切相关的。具体来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非常重要，因此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而在这种合作中，金融合作就是一个关键的部份。

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亚洲的快速发展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无疑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投行的建立使“一带一路”有了实在的融资支撑，它将成为亚洲区域合作的强大引擎，为促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另外，从亚洲国家本身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我们也可以看到成立亚投行的迫切性。根据亚行测算，未来8-1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每年将达到730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无论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还是由日本主导的亚行，目前都无力填补。

实际上，别说亚洲这些经济贫困的国家，就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基础设施的投资资金也存在匮乏的问题。因此，我认为亚投行的成立有两大目标，一是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为区域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更多的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加入有利于推动第二个目标的实现。因为这样一来，亚投行就真正变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多边金融开发机构，这对于推进和改善目前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是有利的。

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之后，意大利、德国、法国随机宣布加入亚投行，震惊美国及其盟友。

在成立亚投行这个问题上，中国拥有别的国家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强项在于搞基础建设，从设计制造到施工管理，从地铁港口、机场建设到电力通讯，中国都拥有世界领先的集成水平，生产成本低，建设速度快。然而，随着国内大规模基础设施开发接近饱和，建设增长速度放慢，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能力将面临无处施展的境地。如何将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整套能力有效输出，成为摆在中国面前一项重要且迫切的问题。

另一方面，国境之外是否有输入基建能力的需求呢？答案是肯定的，远的拉美、非洲不说，仅亚洲48个国家，近42亿人口，除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一方面是由于治理不佳，另一方面就是基础设施薄弱，而弥补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融资缺口和工程项目管理能力不足，正是亚投行的用武之地。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亚洲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突破发展瓶颈以获取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同时，目前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与前期相比会放缓，这样一来，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庞大生产能力已经出现过剩的问题。一边是基础设施的缺乏，一边是可以进一步利用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假如在政治上保持稳定，将这两者相结合，那么对缺乏基础设施的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发展，甚至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基础，而对于中国来说，输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既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落后国家。因此，亚投行的创办是个双赢的多边制度安排，是对现有的多边体系的有效补充。

与此同时，亚洲人口多，资源丰富，内需市场很大，中国如果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将广袤的亚欧大陆连接起来，那么各国的贸易量将会大大增加，各国的经济也将从中获得巨额收益。

现在，中国提出了亚投行的概念，专注于为落后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而且加入这一体系的国家日益增多，目前亚投行的中国色彩在减弱，中国政府甚至已说明放弃了单一否决权。亚投行无论是在资金量，还是在贷款附加条件上，都可能与世行和亚行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投行弥补了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投资上的未及之地，与世行和亚行展开了竞争，而这可能将促进世行和亚行的改革。

对与中国有大量贸易往来的欧洲发达国家而言，加入亚投行有其内在的经贸利益考量。欧洲各国内部正面临经济通缩、债务扩大的危机，需要中国和亚洲各国一体化的市场为其提供增长动力，因此它们愿意加入亚投行，推动亚洲的经济发展。

对其他利益中性、立场中立的国家而言，亚投行于亚洲各国的发展，是一件好事。中国在国内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成功表明，它具备足够能力为亚洲发展一个高效率的基础设施开发机构。亚洲如此多的国家需要基础设施，但缺乏资金，缺乏高效的建设管理能力。现在，中国人来了，他们提供资金，还带来了专业的管理团队，这无疑是一场双赢的交易。

林毅夫在201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得道多助，跟美国自利不同，不能像美国那样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

现在仅剩下美日不愿加入了，究其真实原因，除了希望继续维持在世行和亚行的垄断地位外，还有就是其眼光狭隘又难以割舍的大国情结在作怪。

美国无论从经济、军事上都希望维护其全球第一大国的影响力。与中国分享，或是主动收缩这种影响力，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甚至极力要反对的。在亚投行这个问题上，它们屡屡阻止其盟友的加入。不过，美日的打算最终落空，包括英国、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美国盟国，都先后加入了亚投行，这无疑会让美国感到尴尬。

亚投行已经有信心地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这只是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凤凰大参考专题文章为本栏目特约，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及作者姓名，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