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中国业务局局长黃育川撰文指出，北京方面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调整预算结构上。国家控制着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资产；回报（以租金和利润为形式）主要归国家所有，而非直接归属于家庭。除非将这类资产的所有权私有化，否则对整体消费需求的支撑依赖于提高服务业的占比，以及通过财政体系转移给家庭的福利。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各方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从未像现在这样没有把握。对于北京方面——以及人数越来越少的乐观者——而言，中国在未来5年里可保持大约6%至7%的增长率。但在更顽固的悲观者看来，中国的增速即将大幅放慢至3%至4%，甚至更低。

　　对于一个受到如此密切关注的国家，人们会认为各方将形成一个共识看法。然而，中国引起看法分歧的来源在于，双方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高度扭曲的经济体。乐观者认为，只要加以应对，那么扭曲可以成为提高生产率的源泉；而悲观者认为，扭曲将引发经济衰亡。我们该如何理顺这个矛盾？

　　悲观者看到，在中国，过多政府干预导致了多重风险的显现，从债务水平飙升至房地产市场失控。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困境就可以搞垮一个经济体，应对多重困境似乎将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在乐观主义者看来，潜在的破坏稳定因素被夸大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大幅上升，如今约250%的水平被认为过高。但是，中国的这个比例只是处在中游——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大致处在外界对中国的预期水平。

　　新增的杠杆大部分推高了资产价格，特别是，如今的房地产价格（以美元计）是十几年前住房开始私有化时的8倍。债务助推的房地产价格飙升，构成了一种需要应对的风险；但这也是“金融深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一件好事，因为市场在寻求为一项低估的资产确立价值。然而，在最近的债务水平上升中，越来越多的资金被用于扶持僵尸行业并偿还国有机构（包括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利息，这加重了风险。

　　中国楼市处于过度建设状态，还需要一年左右才能完全吸收过剩库存，尤其是在二线城市。因此GDP增长率短期反弹不太可能发生，但是经济硬着陆也不太可能。从中期来看，中国仍然拥有其他大多数步履蹒跚的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一些选择，能够重新进入一条适度快速的增长轨道，而不必太依赖不加区别的信贷扩张。在持有这一更宽宏大量的观点的人看来，中国已不断地超越人们的预期，渐进而又坚定地应对很多突出的扭曲，这些扭曲妨碍了其向更高效率的增长过程转型。

　　然而，当前的挑战比十年前更为严峻，那时要做的事情几乎都在等式的“供给”侧：提高系统的生产力。如今，持续增长也意味着要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起因是全球市场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在降低，而中国国内的投资需求也萎靡不振。过去，北京方面成功地实施了提高生产率、从而解决供给问题的改革，尤其是采取了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启动了第一轮企业和银行业改革。

　　在解决眼下的需求和供应问题方面，北京方面可以利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声明，特别是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优先推行的改革包括开启更高效率的城镇化进程，通过消除在大城市定居的障碍，让劳动力自由流向更具成效的就业岗位集中的地区。这将扩大对城市服务业和相关投资回报的需求。通过缩小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回报率差距，也可以大幅提高生产率。除了正在试点示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还需要采取更为激进的改革举措，其中包括允许更多破产以释放资源，以及开放教育、医疗、金融、电信和能源等行业的服务准入，让私营企业参与竞争。

　　在解决需求问题上，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结构性问题。由于家庭消费（扣除物价因素）以每年8%这一全球较高的速度连续增长了10年以上，单纯鼓励家庭增加消费已经无法解决需求问题。相反，北京方面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调整预算结构上。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控制着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资产；回报（以租金和利润为形式）主要归国家所有，而非直接归属于家庭。除非将这类资产的所有权私有化，否则对整体消费需求的支撑依赖于提高服务业的占比，以及通过财政体系转移给家庭的福利。

　　在欧盟和美国，人们可以合理质疑社会福利支出是否过度。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在GDP中的占比约为其他中高收入国家和经合组织(OECD)经济体的一半。财政改革如果带来更强劲的财政收入基础，并提高社会和环保支出，就能抵消投资下滑，并解决需求问题。再加上与生产率相关的改革，中国可以实现6.5%的五年增长目标、拉近乐观者和悲观者在观点上的差距。然而，中国政府是否会采取此类举措仍是一个问题——即便在乐观者当中也是如此。